国殇浴血抗日十四年（80）挺进大青山（2）
发布日期：2025-04-13 17:58 点击次数：159
武川县境内的井儿沟坐落于大青山核心区域，四周被连绵的山脉所环绕，形成典型的山谷盆地地貌。该地区分布着十余个自然村落，这些村庄零散地分布在纵横交错的山沟之中，共同构成了井儿沟这一地理单元。
1938年9月，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第二营在营长唐金龙的指挥下，协同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人员进驻井儿沟地区。在此期间，他们建立了井儿沟乡动员委员会，积极动员当地民众参与抗日斗争的组织工作。
在大青山一带，日军的正规部队及其附属的伪蒙古军构成了主要的军事威胁，同时由傀儡政权指挥的治安部队和地区性武装也公开存在。这些敌对势力在当时形成了该地区的主要武装对抗力量。
当时存在多种武装势力，包括国民党系统下以抗日为名的"自卫军"以及数量众多的土匪团伙。这些武装力量不仅对平民实施抢劫掠夺，还频繁散布谣言诋毁共产党，甚至多次发动针对抗日军民的袭击和杀戮行动。
武川县作为地方行政区域，下辖十个主要行政区，总占地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公里。在日伪统治时期，原本存在的184个乡被缩减整合为46个行政单位，同时设立了可可以力更、乌兰花、大滩和旗下营四个建制镇，这些地区均有日军及伪军部队驻扎。重要交通枢纽如蜈蚣坝等关键位置，还部署了伪警察力量负责驻守。
大青山支队的主要领导者李井泉和姚喆等人深刻意识到，要在该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对日军实施有效打击，通过具体行动来激发当地群众的抗战热情。
大青山支队采取游击战术作为突破口，通过打击敌军气焰来提振民众信心，将陶林城选定为首个军事行动目标。这种作战方式既能有效削弱敌方势力，又能迅速消除当地百姓的恐惧心理。
科布尔镇作为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中旗的行政中心，被当地人称为陶林城。该城镇拥有超过1000户常住人口，商业设施包括50余间店铺，成为集宁以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品交易中心。
1943年，陶林城驻防部队包括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三个中队，总兵力约500人左右。
抵达大滩后的第三天，大青山支队下属的第715团2营和3营接到行动指令。当天黄昏时分，这两个营的部队已悄然行进至陶林城西南方向约5公里处的山地，并在该区域进行隐蔽部署。
夜幕降临之际，攻城战役正式打响。在营长陈刚的指挥下，3营10连率先突破北门防线进入城区，随后我军又成功攻克西门。
面对我军强有力的攻势，伪军部队遭受重创，部分被歼灭，残部仓皇溃逃。与此同时，日军依托牢固的防御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恰在此时，驻扎在集宁的敌军接到消息后迅速乘车赶来支援。鉴于可能陷入两面夹击的不利局面，我军果断决定立即结束战斗并撤离战场。
大青山支队的这次战斗虽未能彻底消灭敌军，却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显著提升了民众士气。关于八路军抗击日寇的捷报，在短时间内就传遍了整个阴山地区。
我军随后制定了远程突袭乌兰花镇的作战方案。
《乌兰花》地处陶林县西北方向50公里处，该据点由伪蒙军一个加强连驻守，配备全套日制武器装备，其军事行动受武川日军平和中队直接管辖。与此同时，当地还驻有四子王旗的保安部队，总兵力达到180多人。
9月10日当天，由李井泉和第715团团长王尚荣指挥的大青山支队2营、3营及骑兵连部队，自大滩开始行军，于日暮时分抵达乌兰花镇，随即对该地区实施了包围行动。
天刚破晓，部队再次发动闪电攻势攻入镇中，成功俘获了所有伪蒙军及四子王旗保安队成员。此次行动共缴获9挺机枪、80余支各类枪支以及超过100匹军马。
军队进驻城区后，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包括在公共场所张贴公告和宣传标语，组织群众集会等，向民众传达《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内容，同时详细解释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八路军明确表达了对待战俘的立场和抗日理念，强调中国同胞不应相互对抗，而需凝聚力量形成统一战线，携手抵抗日本侵略。
当日，王爷派遣二喇嘛作为代表与李井泉进行协商，明确指出保安队有别于伪蒙古军，承诺将保持中立立场，同时提出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请求。
出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需要，李井泉立即下令释放了保安队所有被俘人员，并将收缴的武器和马匹悉数归还。针对伪蒙古军的处置则采取了不同措施，不仅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和战马，同时对所有人员予以解散遣返。
在行动过程中，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各项规定，切实维护当地民众利益。官兵们特别注意尊重蒙古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这些细致入微的举措赢得了各族群众的普遍赞誉。
八路军部队撤离乌兰花地区后，国民党"自卫军"第十四团随即占领该地。该部队在当地实施抢劫、强奸等暴行，引发民众强烈不满。当地群众选派代表紧急前往大滩求援，八路军指挥官李井泉获悉后立即向国民党"自卫军"发出正式信函，严正要求其部队立即撤出乌兰花。
在八路军强大的军事威慑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国民党第14团于当夜主动撤离了乌兰花地区。
日军在陶林与乌兰花遭遇重创后陷入恐慌，迅速向武川、陶林、乌兰花及百灵庙等战略要地调遣部队，企图强化大青山北麓的军事防线。这一系列紧急部署反映出敌方对区域防御体系崩溃的深切忧虑。
大青山支队在获悉敌军作战计划后，迅速制定应对策略，选择在归武公路沿线蜈蚣坝区域展开军事行动。该地区地势险要，特别适合实施伏击战术，部队决定在此设伏阻击来犯之敌。
蜈蚣坝位于归绥市北侧约17公里处，该区域地形险峻，归武公路横贯其间，道路两旁皆是陡峭的悬崖绝壁。这一带的地理特征使得通行条件颇具挑战性。
2营的三个连队被部署在不同位置执行作战任务。其中两个连隐蔽在关帝庙戏台后方及公路两旁，主要承担正面进攻的职责。剩余的一个连则专门负责阻击敌方增援部队，同时为其他作战单位提供火力掩护。
接到命令后，部队官兵立即对公路上的石板桥实施爆破作业。这座桥梁原本只能勉强容纳一辆汽车通行，完成任务后，士兵们还对其进行了周密的伪装处理。
天刚破晓时，四辆载满日军增援部队的卡车驶入埋伏区域。领头的车辆刚驶上桥面就突然坠落，其余三辆被迫紧急制动，在狭窄的道路上挤作一团。
我军预先在公路两侧设下埋伏，占据有利地形后立即对敌军展开猛烈攻击。战斗开始不久，敌方主力部队就被歼灭，剩余残敌仓皇躲进车辆底部或岩石后方负隅顽抗。
八路军战士在激昂的军号声中发起冲锋，与日军展开激烈肉搏，经过一番白刃战，最终将敌军彻底消灭。
这场军事对抗持续了25分钟，共击毙日军官兵80余名，包括1名少佐级指挥官；同时缴获9挺机枪、5具掷弹筒及若干枪支弹药。
八路军在大青山地区展开的蜈蚣坝伏击战取得了显著战果，这场战斗以迅捷高效的作战方式完成，对当地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此次军事行动，八路军的声望在该区域得到显著提升。
10月底，为拓展游击区范围，支队在武川县井儿沟组织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作出部署，由姚喆、武新宇、朱辉照、唐金龙等指挥员率领部队，包括大青山支队1营1连、2营的3个连队、骑兵连、第四支队3连和4连，以及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以大滩地区为战略支点，继续开展并扩大绥中地区的游击作战行动。
邹凤山作为1营副营长，率领3连与第四支队1连的战士，同时协同战动总会若干工作人员，重新返回蛮汗山地区。这支队伍的任务是在绥南地区建立新的游击作战区域。
李井泉、彭德大、王尚荣等军事干部带领由3营主力、2营5连、第四支队2连以及绥蒙游击队组成的部队，协同战动总会部分工作人员向绥西地区进发，负责在该区域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各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开始行动。所有单位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准备工作，按照既定计划有序展开后续工作。整个行动过程高效而协调，充分体现了团队的快速响应能力。
西进部队快速推进，由井儿沟出发直抵后脑包和官地区域，该地位于武川、萨拉齐与固阳三县接壤处。
该区域具备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向南穿过沟谷即可到达土默川平原，向西翻越山地可通往包头市，向北延伸至达尔罕旗广袤草原，东南方向则坐落着大青山最高峰——《九峰山》。
获悉我军主力向西推进的情报后，敌军迅速从包头和固阳调集37辆运输车，载满日本士兵向后脑包与官地方向急驰。我军冷静应对这场遭遇战，成功消灭敌军百余人，在绥西地区取得首次战役胜利。
狂风骤雨的深夜，王尚荣带领部队突袭了位于归绥与包头交界处的陶思浩火车站。这次行动击毙数十名日伪军，并成功俘获了当地的伪政权镇长。
在我军开展的思想教育工作影响下，当地伪政权负责人明确表态决定改邪归正。该人员主动上缴了此前非法获取的财产，包括数千枚银元以及价值数万元的伪政府货币，这些财物均已移交我军处理。
在一个雨夜，王尚荣率领3营下属的三个连队迅速行动，向位于包头东北方向45公里处的石拐镇发起突袭。
该地区驻扎着伪蒙古军第4师的一个团级单位。我军在未发一弹的情况下，成功突袭了尚在睡梦中的伪军团长。整个战斗过程仅持续三十分钟，共消灭敌军近百人，缴获各类枪支三百余支、子弹数万发、军马两百多匹，同时还截获了无线电通讯设备一台。
这名原属张学良部队的连级军官在被俘后，经过思想教育主动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基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考虑，我军不仅释放了所有被俘的伪军人员，还将先前缴获的武器装备及部分军马归还给他们。
这些伪军士兵深受感动，一致表态今后将全力协助八路军开展抗日斗争。在绥西地区，八路军部队连续取得三次重大胜利，成功扭转了当地战局。
八路军展现出的抗日决心和严明军纪让广大群众深受鼓舞，人们亲眼目睹这支队伍英勇善战、战无不胜的表现，从而对取得抗战胜利充满信心。
通过实地考察，支队指战员对大青山区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状况形成了清晰认知，这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这一举措促使伪政府军政人员的思想出现分化，真正死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汉奸分子仅占极少数。多数人开始产生动摇情绪，不再坚定地效忠日伪政权。
为开辟绥南地区，由邹凤山副营长指挥的1营3连、第四支队1连及战动总会部分人员重新进入蛮汗山区域。这支队伍驻扎在太平寨西北方向的碾房窑子附近，主要任务是进行群众动员和组织扩军工作。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联合战动总会及第四支队展开军事行动，成功控制了阴山数百里区域。具体表现为：首先在铁路线南侧形成以蛮汗山为核心的绥南游击区；其次在铁路北侧、归武公路东侧以大滩为中心开辟绥中游击区；最后沿归武公路西侧，从归绥延伸至包头西部连接河套地区，建立了绥西游击区。这三个战略区域覆盖18个市县，共同构建起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整体格局。
1938年岁末，由"战动总会"组建的晋察绥边区工作队与游击四支队随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抵达大青山地区后，始终与主力部队保持协同作战。
9月21日，当大青山支队进驻大滩时，武川县三区动委会在此正式组建。该机构广泛吸收各界代表参与，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推选出领导班子，包括主任一名和副主任三名。委员会下设多个职能部门，涵盖组织、宣传、分配、武装及总务等各项工作。
刘钰担任总务部长一职，其家庭背景为开明地主阶层。这位曾在北平求学的知识分子思想先进，对抗日事业充满热情，在民众中享有较高声望。凭借他的影响力，众多开明绅士和社会上层人士纷纷响应号召，不仅为抗日活动提供资助，还大力配合动委会的各项事务开展。
随着冬季临近，解决部队御寒物资和粮食补给成为当务之急。绥中地区动员委员会依据"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马出马，有力出力，有粮拿粮"的分配原则，在极短时间内成功筹集了大量冬季服装、口粮、军靴及战马等战略物资，有效保障了当地驻军的后勤需求。
1940年10月，当主力部队向绥西地区推进时，绥西动委会宣告成立。该组织由晋察绥边区工委武装部长李维中担任主任，成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首个地区级别的动委会机构。
当年12月，玻璃哈达举行了武归县八区动委会成立仪式。会议推举当地进步人士王景堂担任主任职务，同时任命"战动总会"成员李奇为副主任。组织架构方面，郝秀山负责分配部工作，刘永福主管总务部事务，曹文玉执掌武装部，任德仲则被委派为游击队长。
在后续工作推进过程中，动委会逐步发展成为组织架构完善的基层抗战动员机构，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各区动委会在组织物资调配的过程中，同步开展群众动员工作，通过组建游击武装力量的方式，与主力部队形成协同作战体系，共同对敌方实施军事打击。
这些人员凭借对当地地形和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在情报传递、物资运输及储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特殊优势为根据地的建立与壮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持。
在大青山抗日游击区创建之初成立的动委会，承担了发动民众和筹措物资等重要职责，经常履行行政职能。然而从本质上说，这一机构并不具备正式的政权性质。
在革命形势不断演变和斗争需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依托动委会这一组织架构逐步建立完善的党组织体系，进而巩固和扩大游击根据地范围，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1938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党中央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这一重要文件中作出明确指示：
绥远省委的组建工作围绕李支队展开，其管辖范围涵盖大同至包头铁路沿线区域以及大青山后方至后套地区。该省委由北方局直接管辖，目前确定的七位委员包括白如冰、武新宇、刘遂生、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和白成铭，其中白如冰担任书记职务。
根据工作职责划分，白如冰同时担任书记和蒙民部长职务，李井泉兼任军事部长，于占彪被任命为副部长。宣传部门由武新宇负责，白成铭主管组织工作，刘瑞森则出任河套特委书记一职。
省委组建后立即着手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依据地理区域划分原则，在绥中、绥西和绥东三个地区设立了特委或地委机构，并在这些机构之下进一步组建了县级和区级党组织。
20世纪初期，大青山区域生活着超过10万蒙古族居民。该地区的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特征：土默特旗、四子王旗以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等地形成了蒙古族集中居住区，而其余区域则多为蒙古族与汉族混居的状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绥远地方政府推行"抗日灭蒙"方针，其武装人员对蒙古族群众实施殴打辱骂、掠夺财物、烧毁住所等暴行，导致蒙汉民族关系进一步恶化。
面对国民党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引发的蒙古族不满情绪，日军借机进行挑唆，刻意加剧民族对立。他们通过拉拢部分蒙古王公贵族，策动所谓"独立"和"自治"运动，以此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
日军打着"复兴蒙古"、"抑汉扬蒙"、"民族协和"、"日蒙联合"以及"帮助蒙古独立自治"等幌子进行欺骗宣传，致使众多蒙古族上层人士和普通民众对伪"蒙疆政府"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这种由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傀儡政权，利用民族主义口号成功蒙蔽了相当数量的蒙古族群体。
能否有效动员蒙古族群众参与抗日斗争，直接决定着大青山游击战争的发展前景和持久作战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解决程度，不仅影响着当地抗日力量的壮大，更关乎游击根据地能否在敌后长期存在。
当部队向大青山地区推进并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之际，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多次明确指出：
在绥远沦陷区组织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时，应当联合蒙古族与汉族群众共同抗战，通过实施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彻底摒弃历史上反动政权推行的民族歧视制度。
同时，通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虚假宣传和伪蒙疆傀儡政权的反动本质，促使蒙古族民众迅速认清现实，充分动员其参与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特别强调了蒙古民族政策及相关工作的重要性。该文件将"动员蒙汉各族群众共同抗日"确立为绥蒙地区工作的核心目标，并对此作出了明确指示。
我们通过实施恰当的少数民族解放政策，致力于化解蒙汉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1940年4月发布的《党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绥远敌占区开展工作时，必须将蒙古民族工作列为重点任务。该文件着重提出要大力强化这一领域的工作力度。
在指导大青山抗日斗争的过程中，贺龙与关向应多次明确指出必须重视蒙古民族政策及民族工作。他们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详细制定了若干具体实施要求。这些指示充分体现了党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战略考量。
遵照党中央和第120师的工作部署，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特别成立了负责蒙古民族事务的专职机构，以强化对该地区民族工作的组织领导。这一举措旨在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确保相关工作得到有效推进。
在绥远省委的组织架构中，专门成立了负责蒙古族事务的蒙民部，由省委书记白如冰直接领导。为加强民族工作，绥西和绥中等蒙古族聚居地区的地委、县委均设立了相应机构。与此同时，战动总会内部也组建了蒙民工作委员会。在行政体系方面，绥察行政办事处及其后续的绥察行政公署均设有蒙政处，各专署和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则分别设立了蒙民部或科级部门。
大青山支队在创建游击根据地期间，通过多种渠道向蒙古族各阶层开展宣传工作。官兵们灵活运用历史文献和实际案例，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理念与民族政策，同时深入揭露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民族矛盾、推行分裂政策的险恶用心。
李井泉、武新宇、白如冰等领导干部亲自深入基层，与蒙古族群众建立友好关系。他们通过耐心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受蒙蔽的当地民众迅速提高了思想认识。姚喆和杨植霖等同志也积极参与其中，共同开展群众教育工作。
大青山支队在开展工作时，始终注重向八路军指战员强调尊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支队伍要求官兵严格遵守三项原则：维护当地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民族语言文字、遵循传统习俗规范。在日常交往中，他们倡导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蒙古族同胞，通过实际行动帮助解决牧民群众面临的各种生活难题。
通过我军持续开展的宣传工作，蒙古族群众逐渐消除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误解。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事业：部分群众自发承担警戒任务并传递重要信息；有些居民将家中存粮捐赠给部队；还有人冒着风险帮助我军保管物资、照料伤员。更令人感动的是，许多蒙古族青年带着自家马匹前来投军，积极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斗争中。
1940年1月，随着李井泉的工作调动，姚喆被任命为大青山支队新任司令员，全面负责该地区的军事和行政事务。
正值此时，他不幸感染了斑疹伤寒，体温升至41摄氏度以上。鉴于战事紧张且部队需要频繁转移，最终决定安排他在陶林北区大土城子的蒙古包中进行休养治疗。
蒙古族同胞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将珍贵的油茶面和奶皮子等优质食物优先供给姚喆养伤。为保障其安全，当地居民自发组织侦察行动，不顾生命危险协助其转移避难。
经过三十多天的悉心治疗和调养，姚喆终于康复。离别之际，当地居民难掩不舍之情，含泪为他送行，并赠送了大量乳制品帮助他恢复健康。
自1939年秋季起，绥远地区的党组织、大青山支队及战动总会联合开展民族干部培养计划。在持续至1942年的三年间，该计划分批次选送了超过百名蒙古族青年前往延安深造。这些青年分别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中央党校》《延安民族学院》等教育机构接受系统培训。
部分学员在完成速成培训后，立即重返大青山地区投身抗日活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1941年春季，贾力更在带领学生队伍前往延安途中遭遇敌军，为保护同行人员不幸壮烈殉国。
在那个时期，蒙古贵族阶层在普通民众中享有较高威望，这些统治阶层的立场往往决定着广大牧民的政治倾向。
为有效团结这部分群体，地方党组织严格遵循中央指导方针，针对区域特点实施了一系列特殊措施。这些政策在具体内容与执行方式上都与适用于汉族群众的常规政策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措施包括：在蒙古族聚居区域暂不建立行政机构；维持原有的王公制度，并支持王公贵族参与抗日斗争；对于曾与日方合作的蒙古上层人士及伪军人员，避免直接冠以"蒙奸"称谓，即便是对德王这样的重要人物，也采取了"争取其回归抗日阵营"的灵活策略。
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显著效果，使得许多蒙古族精英人士的思想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他们最初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持敌对或怀疑态度，但在政策影响下，逐渐转变为给予信任、理解并最终支持。
作为四子王府谈判代表的二喇嘛，不仅屡次救助在绥中遭遇危险的革命同志，还持续为受伤病员提供庇护和医疗帮助。这位宗教人士在危急时刻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多次冒险收留我方需要救治的人员。
伪防共第2师师长韩伍驻扎在察素齐地区期间，为我军采购了大量军需物资，包括枪支弹药、医疗用品和布匹等。更令人瞩目的是，他亲自率领部下骑马前往游击区，与杨植霖会面。在会晤过程中，双方举杯盟誓，韩伍明确表达了自己抗击日寇的坚定立场。
在瓦解伪蒙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机构在积极开展蒙古族各阶层统战工作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对汉族地主和绅士群体的统战工作。
日军在占领区推行怀柔政策，通过委任地主和乡绅等地方显要在傀儡政府中任职，企图借助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力削弱抗日力量。这种策略旨在通过拉拢地方精英阶层来分化抗日阵营，从而巩固其殖民统治。
为动员当地民众参与抗日斗争，党组织采取了多元化策略。在《大青山地区》，除通过多种渠道宣传党的政策以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外，还针对该地区特殊情况制定了特殊政策：对地主阶级暂不实施减租减息，而是要求其承担合理的抗日经费；同时采取阶级关系调解措施，既保障农民权益，又维护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实施这些举措后成效显著，游击区大部分地主和开明绅士主动与我军建立联系。超过六成的伪政权乡村组织被成功转化，表面上维持原有建制，实则秘密支持抗日工作。
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取得显著成效，成功挫败了日军企图通过挑动民族矛盾、制造分裂的阴谋。这些政策的有效落实不仅维护了民族团结，还促进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巩固与壮大。
上一篇：没有了